晚清时，袁世凯在练兵时，段祺瑞便在他的控制之下，北洋系军阀曾在中国历史上使得中国更加贫穷与落后，因此，历史中总以“黑暗”来形容北洋军阀的统治。

  早年间，段祺瑞还曾去德国学习过军事，回来后便追随袁世凯小站练兵，新军创立的过程中，段祺瑞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1915年蔡锷在云南揭竿而起，全国上下一致响应，他也不得不做出改变，一个军阀割据的时代就这么兴起了，北洋内部也被分裂为直皖两派。

  那会，段祺瑞是皖系军阀的首领人物，只是他无法缓和北洋派和其他派别的内部矛盾。

  站在历史的交汇口，军阀混战时期的段祺瑞也是“战争积极分子”，各大军阀之间的斗争将当地的百姓推入深渊，不过，由于南方革命的兴起，使得全国革命的高潮出现，广东革命军认为北伐的时机已成熟，不到一年就占据了全国的半壁江山。

  当北洋军阀已经日暮西山，段祺瑞仍然不愿意退出历史舞台，张作霖在北京组织起了安国军政府，自己去当了大元帅，企图联合各派军阀进行最后的挣扎。

  明明能够一击之，可蒋介石又把矛头对准了红军，在北伐的路上出现了停顿的情况，这使得北洋军阀有了重新喘息的机会。

  张作霖自己明白大势已去，所以准备将部队全部拉到关外去，没想到在回沈阳的途中遭到日本关东军的埋伏殒命，后来还是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使得全国在名义上实现了统一，这也算是张学良的贡献。

  3月初，张宗昌的渤海舰队抵达天津大沽口，与岸边的舰船展开炮战，为避免渤海舰队利用外国的船舶运送弹药，便直接封锁了大沽港口。

  西方列强本来就靠着这些港口侵略中国的，这一封锁，列强不愿意了，他们指责违背了《辛丑条约》，还要求他们迅速解除防务。

  问题就来了，清政府早都消失不见了，若是还拿《辛丑条约》说事，那是典型的不讲理。

  不过国民军考虑到惹不起，于是就同意了，只是他们规定了外国船只必须要悬挂特定的旗帜。

  日本联合英美等8个国家援引《辛丑条约》，要求段祺瑞政府撤出大沽口防务，还威胁道：“如果你们不根据相关要求来，那么将会采取必要的行动。”

  包括李大钊在内的五千多人来到，要求拒绝帝国主义的决议，可以说，那是最为黑暗的日子。

  对方只是回答“要去请愿”后，就没有再回头了，还好她去前听到鲁迅要求抄东西，这或许还救了她一命。

  很快报信的人就来了：段祺瑞派人朝着无辜的民众开枪射击，死伤都不知道有多少人，其中有两个是她们认识的人，分别是刘和珍与杨德群。

  军阀割据使当时的北京城内处于混乱的状态，就连梁启超在写给梁思成的家书中都有这样的一句话：天下大乱，今天谁也没办法预料到明天的事情，只能随遇而安罢了。

  惨案发生的第二天，段祺瑞就恶人先告状，弄出来个通缉令，名单上就有李大钊。

  这份名单出来之前，就有一些教授提前知道了，后来他们也发现段祺瑞政府不抓人，只是把名字写了上去，顶多算是个威胁。

  可北京城内的局势却愈发紧张，张宗昌和张作霖的两面夹击，也让很多老百姓发现他们要比其他各路军阀更危险，能够说是纯粹的土匪，这也导致百姓人人自危。

  1927年4月，张作霖杀害了李大钊与北大教育系主任高仁山，这使得北京知识界更加恐慌，教授们有的选择离开、有的选择销声匿迹，情况也慢慢变得糟糕。

  段祺瑞的人生正处于落幕阶段，可他的脾气一样很大，就连段家的大公子段宏业见到父亲都不敢说话；而且，段祺瑞表面上没什么恶习，可他手下那伙姨太太经常在外听戏、看电影、招蜂引蝶。

  不过段祺瑞在1926年就下台了，躲到了东交民巷的法使馆内，他联合奉系军阀的行动并没有成功，或许意识到一切都无法改变了，于是就退到了天津日租界潜心佛学，自己还给自己封了个“正道居士”。

  或许是本就不想背负千古骂名，因此段祺瑞在1933年离开了天津，脱离了日本人的势力范围，此后一直在上海定居。

  接下来的历史，就与段祺瑞没有过大的关系了，他在1936年突然胃病发作在医院去世，国民政府考虑到段祺瑞的历史，就决定给他一个较高规格的葬礼，还把他的灵柩给运送到了北京西山的卧佛寺。

  若是按照当时的态度，段祺瑞的葬礼或许也能风风光光的，蒋介石都拨款了20万，给他在黄山买了墓地。

  可由于全面抗战爆发，段祺瑞的家人只能加快时间把他埋在了北京西郊的白石桥一带，那个墓，说白了就是在大路旁边挖了个坑。

  这件事名义上确实该蒋介石完成，可那会的蒋介石哪有空，他得对抗穷凶极恶的日寇，抗战打完后又发动了内战，段祺瑞又死了这么多年，他的事情早就被抛到脑后了。

  早在1924年，章士钊主张毁约弃法的想法就非常符合段祺瑞的心意，因此段祺瑞喊章士钊北上，44岁的章士钊就这么投入北洋麾下，担任司法总长的职务。

  不过，当李大钊在北京被奉系军阀逮捕后，章士钊又四处奔走营救，一直到1930年被张学良邀请回国，担任东北大学文学院教授。

  1932年，陈独秀被逮捕后，章士钊主动站出来为陈独秀辩护，请求法庭宣布陈独秀无罪，当时章士钊可谓“一战成名”，因为那种容忍不同政党的理论与文气得到了中外报纸的争相登载。

  1949年，章士钊则受到李宗仁的委派与邵力子、张治中等人来到北平同举行和平谈判，自那后，他便留在了北京城内。

  作为段祺瑞的老部下，已经担任文史馆馆长的章士钊觉得段祺瑞的尸骨不能就这么被草草掩埋，于是就想着怎么能把他下葬。

  终于等到1964年，章士钊出面并联系上了段宏纲等人，在北京香山的万安公墓西部水字区安葬了段祺瑞，段祺瑞墓碑上的字也是章士钊留下的，他思考再三，还是没有写下段祺瑞过往的官衔。

  和最初蒋介石的设想不同，段祺瑞最后的墓地是非常小的，四周也没有护栏，似乎就是个普普通通的墓碑。

  或许，若是不熟悉“芝泉”的人看到这块墓碑，都不会想到这块墓的墓主人埋葬的就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风云人物。

  段祺瑞最疼爱的外孙女袁迪新带着自己的两个儿子一直生活在上海虹口区，她们一家人住在一栋已经有50多年历史的老宿舍楼内，楼道早已是阴暗破旧，只要有风吹进来，满是灰尘的木楼也会吱吱作响。

  当年，段家和袁家这两个全国范围内最具权势的家族联姻也造成了极大的轰动，袁迪新也出生在1922年。

  当段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后，也有袁家人要带她去台湾岛，可这些袁迪新都拒绝了，她还是适应个人选择的生活，一切都是命运。

  袁迪新也是比较有文化的，她还曾在上海东吴大学、上海财经大学教过英语，历经了一些特殊的历史时代，她也想明白了一切。

  所以，虽然家境贫寒，袁迪新也过得很满足，她知道袁家人后来很多人都发达了，只是自己不再愿意与他们联系，她曾向记者说过：“那要联系他们，给人家的感觉就是要要钱，反正现在的日子也能过，倒不如就这样。”

  她的一生，当过大小姐、当个劳动者，她说：“作为女人，我唯一的遗憾就是在年轻的时候没有权利去选择自身的爱情。”

  时代在不断发生着变化，那些历史人物慢慢的变成为历史，年纪已经大了的袁迪新很少出现在外公的墓前，但是对于那段历史，她还记得很清楚，不过不会再刻意提及了，一切记忆都随着历史飘散。

  如今，段祺瑞的墓地前除了后人与研究近代史的学者外，已经非常困难看到其他人出现了，这也算是“后事凄凉”的一种表现吧。